在这个西南边陲之地，其实赵家皇权的影响力甚至不如高方平大一些。有少数人连当今皇帝是谁都不知道，却知道大宋有个猪肉平。

强人政治就这样，谁强大家就容易记住谁。成都人尤其如此。譬如从礼仪上说刘备是皇帝，和诸葛亮葬在一起，皇帝优先这个地就该叫汉昭烈庙。

然而那仅仅是历史书和官方的口径，但是在民间，成都老百姓不怎么买刘备的帐，只管那个地方叫武侯祠，这个传统延续了近两千年。

猪肉平作为大了，所以尚未进成都，粉丝群体对他的心态，实际上就是对诸葛的心态……

入川的路尤其不好走，进度很慢。

中秋早过去了，已经进入了九月末，高方平的队伍才刚刚进锦州。

除了毕世静部一万五千骑兵外，还有沧州带出来的五万多山民。此外从京县、大名府、江州等各地调集的少年军、匠人、理科党，这些被调集起来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，又是三千多人。

这七万多的庞大队伍加上一万多军马，简直是一群大饭桶，粮草的补给，就能在让沿途州县把高方平的团队看做瘟神。

没有任何地方官府敢接待这个团队。除非战乱，否则这是大宋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。

毕世静部乃是禁军，依大宋规矩，获得枢密院行军命令后，除了携带少部分底粮外，补给都要在沿途的州府进行。此点好说，地方负担再大，也要让朝廷的禁军就食。

毕世静部吃了东西后，就会签字“吃了某州多少粮食”，其后上报那一路的转运使，然后户部会在收缴地方钱粮的时候给予减免。

大宋的后勤制度就是这么操作的。否则这个时代最大的损耗就在运输，如果从中央直接调集军粮，根据大宋的尿性，一千吨粮食从汴京起运，到成都府时候最多剩二百吨。

是的就有这么丧心病狂的损耗，官面理由是粮食被押运队伍路上吃光了。当然也会掺杂很大一部分贪污等各种损耗。

那么鉴于大宋文官牛逼，父母官不怕军伍。于是中央禁军走到哪，就在哪个地方就食。这既能限制军伍作为，也能有效降低行军损耗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这样的补给机制，很难支撑大规模的行军和机动，战争潜力相当的有限。

因官僚系统的低效，然后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，每个州的自有粮食是有限的。所以朝廷派出来的转运使，除了是帮助皇帝收缴钱粮外，也是应对这种情况的，转运使有权利调集多个州的钱粮和运力进行统筹。

譬如当时西夏四十万大军侵宋，亡国阴云笼罩，为了高效，赵佶把高方平任命为北方都转运使，意思是只要能打赢宋夏之战，整个北方的钱粮不通过朝廷，都集中在高方平手里统筹。

这些制度造成了毕世静部可以吃公粮。但那些最大群体、非编制内的几万山民和少年们，属于自带饭盒，穷的州府根本没能力拨付粮草让他们在路上吃饭，而有余粮的州府又因为自己的利益，不愿意让这几万人吃东西。

开玩笑，换高方平也不愿意啊。这些家伙不在编制内，吃了以后把账单交上去朝廷就不认账。

所以这才是此番行路难的原因，仅仅是沿途统筹大家的吃饭问题，就能耗费了高方平的大部分精力。

高方平随队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官僚间的钱粮和政治问题的，至于其他根本无需高方平操心，毕世静部和少年军，能把整个队伍管理的井井有条、士气高昂。

换个人，换以前的朝廷和政治倾轧的局面，不可能有谁有能力带着这样一只队伍、在不抢劫的情况下迁移。譬如当年的赵挺之如果打算这样建设成都府，蔡京绝对有能力让这只队伍饿死在路上、或者哗变，而这个过程绝对没谁犯错，不会被追究。

好在现在的朝廷比以前健康多了，此外小李纲目下主持户部工作，虽然违背大宋体制，但李纲仍旧发文沿途，让他们一定程度要解决“铁道兵”的就食。虽然体制上所谓的铁道兵不合法，但在政治上高方平说有这个群体，那么他迟早是有的。

于是李纲虽不能明目张胆的给沿途地方减免钱粮政策，却隐性承诺，但凡参与解决铁道兵就食问题的州府，会在其他的户部政策上、给予一定倾斜。

其余的，就靠高方平和他们协调了。

协调个蛋，仍旧是要付钱的。

说白了高方平虽然带宰相职务，但现在不是他们的领导。既然成都府要这群人，那就得成都府给这群吃饭的人买单。

所以妈的尚未去到成都府治所，目下已经欠了诸如巴州洋州这类流氓州府不少钱。是高方平亲自去签字打白条，这就等于是成都府欠这些州的钱，过后需要用成都府的财政尝还。

还整不了这些二流子，恰好这些不怕高方平的牛逼人士，才是有骨气的地方父母官。他们咬着规矩，为了粮食安全，就说这是你成都自己的事，不关老子们的事，又能奈何。

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老狐狸贪官，那就简单了，高方平的队伍都没到，他们为了装逼就已经搜刮好民脂民膏，设立好露天大食堂，出城十里迎接红人高方平。吃饱喝足高方平要给他们签白条，他们笑嘻嘻的拒绝，表现出一副有能力、不差钱的样子来。

世事就这德行。所以这一路到锦州，大多数是蹭吃蹭喝蹭过来的。既然是蹭就吃不太饱，虽然那些充大脑壳的不差钱的样子，然而吃太多的话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他们当地的老百姓就压力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