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通判笑一笑回答说：“这番僧确有蹊跷，无怪乎几位大人要询问他的下落。昨日晚间，只在关城前一刻，那番僧驾一辆车，从阜成门出城西去，车上还装了一口棺材。守门的队长王富贵他妈是个怪人，竟然也是在教的，因为这层关系，王富贵平素最敬景教的和尚，未曾仔细检查车辆和棺材，就放他出去了。下官前一刻还在训斥王富贵，正巧大人们来到……”

刘鉴越听，眉头越是紧皱，一摇折扇，低着头说：“难道是我料错了？番僧昨日晚间便出了城，捧灯却是今晨才失踪的……”他其实是希望王远华可以帮忙解释自己心中的疑问，可是不好明着问，因此假装自言自语。

王远华站起身来：“不错，邪气正是向西而去。”然后冷笑一声，瞥一眼刘鉴：“镇物若缺，不成阵法，草鞋迟早也要相聚。只须寻到那个番僧，还怕没有你书童的下落？”

刘鉴是关心则乱，没能想通此节，经王远华一点醒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也匆忙站起身来。两人理也不理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罗通判，一左一右直朝门外走去。宋礼还想跟着，并且问：“要不要调些兵丁衙役，同去捕拿？”

王远华拦了宋礼一把：“此事大是凶险，不通数术之人，去也无用。大人您也不必再跟着了。”宋礼听了有点害怕，从袖子里掏出手巾来，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。刘鉴低声对宋礼说：“此事切勿外泄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……嗯，就劳烦大人派人去观音庵通知一声骆小姐主仆，若有她们相助，再厉害的妖人也可手到擒来。对了，还得通知袁忠彻一声，他人虽然废物，腰里的口袋还是挺有用的！”

刘鉴、王远华两骑快马一路向西，蹄声如雨点般密响，一转眼就出了阜成门。出门以后，又朝西跑了约一箭地远，这才逐渐放慢了速度。

虽然出了城，他们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那番邦妖僧为好。此刻已经是下午未时，在午前时分，北京城里各处邪气冲天，聚拢在一处，上冲云霄，引来了惊雷暴雨，但暴雨瞬间就停了，因为邪气凝聚以后就开始朝西方移动——这些无论刘鉴还是王远华，全都能测算得出来。但邪气究竟要往哪里去，距离北京城是远是近，此刻是已经停下了还是继续西行，两个人出来得匆忙，身上连罗盘都没带着一个，光是掐指心算，很难算得清楚。

这时候两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袁忠彻身上，因为他长年腰绑着一个“饕餮袋”，里面各式法器一应俱全，等他也出了阜成门赶上来，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。正因如此，所以一出了城，马的速度就自然而然地放慢了下来。

为怕袁忠彻出城后找不到自己，两人一直沿着大路向西，走了一程，刘鉴就问王远华：“你的八样镇物，是全给掘走了吗？”王远华回答说：“掘了七个，还剩一个。”刘鉴接口问：“剩下什么？”

他本是没话找话，没想到王远华倒一反常态，还真给他耐心解释：“此阵依着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布设，头南脚北。西北开门埋了那人一双草鞋，北方休门埋了那人一条裤子，东北生门埋了一个布袋，东方伤门埋了一个讨饭碗，东南杜门是上衣，南方景门是发簪，西南死门是腰系的草绳，西方惊门是根打狗棒……”

刘鉴插嘴说：“嘿，这乞丐身上东西还真全。”

王远华摇了摇头：“哪有如此美事？为了凑全八方镇物，我可花费了不少心思，那草鞋、上衣、布袋都是临时给他的，只陪他在牢里蹲了七七四十九日……”

刘鉴点点头，心说原来如此，打死沈万三之前，先囚禁了他四十九天，为的就是让这几样新东西也沾上主人的怨气，怪不得那双草鞋看上去没怎么穿着走过路，捧灯当时还纳闷问自己说：“他一个乞丐也穿得起新鞋？”

想起捧灯，刘鉴不禁心里起急，转头望望，心说袁忠彻你是属王八的吗？怎么爬得如此之慢，还不快跟上来？

王远华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只是继续往下解释——“这八样镇物，被盗掘了七样，以草鞋为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狠狠瞪了一眼刘鉴，“然后是打狗棒、草绳、上衣、讨饭碗、布袋和裤子，逆着发掘，很有章法，只是空过了发簪。”

刘鉴一愣：“你这发簪埋得很隐秘么？”

王远华冷冷一笑：“一个乞丐，哪有什么象样的发簪，不过一根草棍而已。当日我本想给他换根荆簪，不过一想这草棍也跟了他有一段时日了，又正当顶门百汇穴，灵气甚旺，就没有多事。草棍往土下一埋，怕是和那些草根都混在一起，挑不出来了吧。”

刘鉴听了这话，却一点都笑不出来，猜测说：“想必那妖僧掘不到南方景门的镇物，所以被迫要去万岁山上掘走尸身，凑齐八门之数了——此阵甚邪，真要让他在别处布成了，又不知有多大危害，要死多少人呢！”

王远华鼠须一翘：“这是《镜鉴记》里明记着的‘八门锁水阵’，你自己德薄识浅，还敢编派它是邪阵。哼，你刘镜如也非不学无术之辈，不会连《镜鉴记》都没听闻过吧？”

刘鉴心说，岂止听闻过，这书根本就是我老祖宗写的！可惜此书失传已久，家传的笔记里光留下一些残篇，总合起来还不到两百字，其中就包括王远华布的这个阵。可是相关这个阵法布置的记载，虽然没头没尾，中间还有脱漏，却明写着要摄取生人的魂魄，怎么不算是邪阵了？

可是刘鉴并不打算和王远华争辩。一方面，他也很希望自己老祖宗所写书里记载的不是什么有干天和的“邪阵”；另方面，王远华不但能布此阵，竟然连阵名都一清二楚，难道他真的见过全本《镜鉴记》？不趁着这个机会多打听几句，更待何时？

于是刘鉴就假装点头：“此书失传已久，就算数术行里，也未必人人皆知。我倒是听说过，乃是汉末三国时候，平原术士刘公讳惇所著，是也不是？”

虽然相隔着年代久远，他早算不清刘惇是自己第几代祖先了，并且家谱早就遗失，自己这一支是否刘惇的正支嫡派，还是旁支甚至是某代过继的，他全都搞不清楚，但祖宗毕竟是祖宗，刘鉴不敢直呼其名，得在中间加个“讳”字。

这“讳”字虽然声音轻，王远华的耳朵倒尖，竟然听到了，不禁眉头一皱。照理说称呼去世的长辈，或者皇家之人才需要加“讳”字，刘鉴和刘惇都姓刘，刘鉴称刘惇加个“讳”字，王远华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。

“原来如此，原来镜如是平原刘公之后，失敬了。”王远华原本冷冰冰的腔调，竟然有所缓和。刘鉴听了倒不禁一愣，正打算顺杆爬，多打听点有关《镜鉴记》的消息，突然听到身后马蹄声响——

“见鬼，不该来的时候他倒来了！”刘鉴大感懊恼。

北京的城门

元大都城按道理说应该四方平均，都各三座城门共十二座，但正北却缺了一门，所以只有十一座城门。明军攻进大都城以后，改名为北平府，扒了北城墙，往里收缩，所以原本北面的健德门和安贞门就被废弃了。现在北京市北三环和北四环中间的北土城路，还保留有元大都的北墙遗址，北土城西路上的健德桥，就靠近当年的健德门，北三环上的安贞桥，则在当年安贞门的正南方。

明初的北平府相比元大都，只有健德门和安贞门被废弃，另在新北墙开德胜门和安定门，别的没什么变化。但在永乐皇帝定北平府为陪都，改名北京顺天府，加以重修以后，因为南北的城墙缩短了，所以这两侧各三门改为各两门，总共只剩下了九座城门。

从南墙开始说，中间元代称丽正门，明朝正统年间改名为正阳门，现在俗称“前门”。东面是宣武门，旧称顺承门。西面是崇文门，旧称文明门，俗称“哈德门”——传说是英国人为了纪念庚子事变中阵亡的哈德将军，逼迫清政府改了名，为此还一度被百姓称为“国耻”，其实这是讹传，哈德门的名字是从元代“哈达门”俗称转变过来的，和英国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再说东墙，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光熙门、崇仁门和齐化门，明代则是光熙门（重修后废弃）、东直门和朝阳门。西墙，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肃清门、和义门和平则门，明代则是肃清门（重修后废弃）、西直门（原名彰仪门）和阜成门。

北墙元代有健德门和安贞门，明代改为德胜门和安定门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这九门的名字，自明朝正统年间确定下来，一直延续到清代，甚至到今天，都没有什么更改，一般称为“内九门”。为什么叫内九门呢？因为这九个门围着的，乃是北京的内城。

按照古制，所谓“内城外郭”，城墙最好有两重，而明代中期以后，因为北京城外人口激增，就有官员上奏请求修建外城。于是嘉靖皇帝在1553年下诏先修筑外城的南面城墙，后来因为财力不足，就停了工，光把修好的外城南墙“东折转北，接城东南角，西折转北，接城西南角”，拐个弯接上内城，使得北京城从原本的方形变成了一个“凸”字形。

外城有七个门，东北角是东便门，东墙有广渠门，南墙东为左安门，中为永定门，西为右安门，西墙有广宁门（清朝后期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，改为广安门），西北角是西便门。

除了这内九、外七总共十六座城门外，现在所谓的和平门是在1926年开的，此外，日占时期在内城扒开两个缺口，开了启明门和长安门，1945年日寇投降，国民政府改其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——这三座城门，明清时代是没有的。

第三卷

第廿一章 五雷咒(1)

袁忠彻和刘鉴、王远华一样，都测算出了北京城里邪气贯天，冲城而去，虽然他不清楚此事的前因后果，却也知道非同小可。再加上尚宝司的职责本就包括着为大明朝驱邪避灾、安运禳气，所以袁忠彻对此事更是上心。他在万岁山上把那个番僧的镇物十字架先按原样埋好，又念了几句咒语，完成祈攘，然后就原地等着人来通知。时间倒也不长，宋礼很快就派了个顺天府的衙役前来，告诉他番邦妖僧的去向，袁忠彻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刻冲下山去，跨上坐骑，快马加鞭出了西直门，很快就赶上了缓缓骑行的刘鉴和王远华。

刘鉴原本最担心捧灯的安危，盼望着袁忠彻早早跟来，可他刚从王远华那里听说了有关《镜鉴记》之事，勾起了天大的好奇心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袁忠彻打马赶到，使得询问无法继续下去，这让他不禁窝了一肚子的不满。

袁忠彻可并不清楚刘鉴的不满，眼看前面两人在策马缓行，就急匆匆跟了上来，虽然看出刘鉴脸色不大好，但自从他们结识以来，八字相克，处处针锋相对，互相就从来都没有脸色好看的时候，司空见惯了也就不以为意。因此他也不打招呼，只面带得意地瞟了那两人一眼，伸手就从腰间的“饕餮袋”里摸出个小罗盘来。

这罗盘不过掌心大小，盘面上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，什么天干、地支、四方、五行，竟然连六十四卦都是全的，比风水师常用的罗盘要花哨的多。袁忠彻骑在马上，捧着罗盘测了好一会儿，眯着眼睛想了想，收起罗盘，又掏出一把黄金铸就的小算盘扒拉起来。刘鉴和王远华歪头看着，他们都是内行，只见袁忠彻把算珠从头拨到尾，又从尾拨到头，算了个天大的乘法，然后停了一下，摇摇头又算了个普通的加法，那张方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袁忠彻算罢，还是没有招呼另外两人，自顾自收起法器，一抖马缰，大大咧咧地走在了前面。刘、王二人虽然对此人的自鸣得意颇感厌恶，但没别的法子，也只得催马跟上。就这么跑了十多里地，眼看前面已经没有大路，只见道路尽头有一条接山的小径，弯弯绕绕兜过山边，看不见尽头。山前道南盖着两间小茅屋，屋旁有一大片菜地，一个老汉把着柄锄头正在地里忙活，一个老太太在院子门口摆了个小菜摊。

三人放慢步伐，相互对望了一眼。袁忠彻跑到菜摊跟前，“吁”的一声扯停了坐骑，弯下腰来问老太太：“咄，兀那婆子，可曾见过一辆装棺材的马车打从此处经过么？”

乡下村妇，除了新年时在家里贴的灶王爷，这辈子就没见过几个穿官服的，一见来的三人全都头戴乌纱，身穿补服，打头说话的又黑着张方脸宛如灶王下界，吓得腿都软了，趴在地上哆哆嗦嗦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看起来还是那个老汉见过点世面，一看这种状况赶紧跑过来，在老伴身旁屈膝跪倒。

袁忠彻放缓语气，也不再“咄”了，单把询问又重复了一遍，老汉殷勤地回答说：“见过，见过，还是今儿个一大早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有一个穿身黑衣裳的秃头番子驾着马车，带着个小童打这儿过……”

秃头番子不出奇，北京城内摘了帽子能见到不少，但听说还带着一个“小童”，刘鉴心想那定是捧灯无疑了，奇怪的是不知道那番僧是怎么带他出城的，顺天府的通判竟然没有提及。他急忙跳下马，按捺住焦急的心情，和颜悦色地问那老汉：“老人家，他们何时走的？往哪里去了？”